中国儒学史

《儒教简史》李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

导言：儒教和传统宗教

任继愈先生初提儒教是宗教说，认为儒教形成于宋代，汉武帝独尊儒术，“儒家已具有宗教雏形”。所以汉代是儒教开始形成或者说是“准儒教时期”。最早著文赞成儒教是教说的何光沪，认为商周时代的宗教也是儒教。拙著《中国儒教史》把汉武帝独尊儒术作为儒教的开始。此外，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加润国同志口头表示过这样一种意见，认为儒教应从孔子授徒开始。

第四章 独尊儒术与宗教改革

二 董仲舒的改教主张之一：独尊儒术

董仲舒在孝景帝时就是博士，“进退容止，非礼不行”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，是个纯正的儒者形象。他应对汉武帝的《天人三策》，是儒教诞生的纲领，也是对传统宗教进行改革的纲领。

这个纲领的第一条，就是“独尊儒术”。其第三策末尾道：《春秋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也。今师异道，人异论，百家殊万，指意不同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。法制数变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之其道，勿使并进。邪辟之说灭息，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从矣。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而之所以要绝去“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”以外的“邪辟之说”，目的是防止“师异道、人异论”，使思想统一于孔子之道。

第五章 儒教宗教制度的建立

四 孔子祭祀的建立

汉成帝时，因为无子，求告无效，这时候，有的儒者就想起了孔子。精通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的儒者梅福向朝廷上书，要求依据“兴灭国、继绝世”的原则，封孔子后裔为殷人后代，奉殷商祭祀：“臣闻存人所以自立也，壅人所以自塞也。善恶之报，各如其事……故武王克殷，未下车，存五帝之后，封殷于宋，绍夏于杞……是以姬姓半天下，迁庙之主，流出于户，所谓存人以自立者也。今成汤不祀，殷人亡后，陛下继嗣久微，殆为此也。”（《汉书·梅福传》）

今天否认儒教是教的人们，基本理由之一，就是孔子是人，不是神。笔者也不只一次地说过，孔子是人，老子、释迦、耶稣也是人，但不妨碍他们自称或被尊为神。这里，我们再次说明，孔子，就是被儒教国家祭祀的公神。所谓“依社稷”，就是和社稷神规格相等。而社稷神，原来也是人。据《国语·鲁语》，是共工氏“其子曰后土，能平九土”，故祀以为社；而稷，就是烈山氏之子曰柱，或者是周的始祖弃。当然，此外还有一些说法。比如大禹，被认为是继后土之后的社神。因为他们或是“法施于民”者，或是“以死勤事”者，或是“以劳定国”者，或是“能御大灾、捍大患”者。中国传统宗教的神祇，主要是由他们组成的，儒教的神灵，许多也是由他们组成的。

孔子祭祀，是儒教国家独特的神灵系统。

第八章 宋明时代儒教的新教义

一 自然之理和正心诚意之学

宋代儒教在理论上最重要的创造就是程氏兄弟“体贴”出了“天理”二字：

明道尝言：吾学虽有所受，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。（《上蔡语录》）

从总体看来，“天理”二字，是宋代儒教新理论的开端，也是整个宋明时代儒教教理的基石。人们把这一时期的儒学称为“理学”，就是抓住了此一时期儒教新理论的基本特征。

自从王充重新论证天道自然的正确以后，到魏晋时代遂成为广泛流行的思潮。经过唐代儒者的改进，这本由老子首先提出的原则，遂被儒者们认为是一种合理的原则。他们甚至认为，一种原则只有是自然的，才是合理的。作为宋明儒教最重要概念的理或天理，在它的创立者程颢那里，这理也是自然而然之理：

天地万物之理，无独必有对。皆自然而然，非有安排也。每中夜以思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一一）

天理是自然而然，也就是说，自然而然，乃是理学的基本原则。依据这个原则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。比如《易传》最重要的结论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也是自然而然：

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自然之道也。（《宋元学案·明道学案上》）

程颢的思想被朱熹加以继承和发扬：

性者，人所受之天理。天道者，天理自然之本体。其实一理也。（朱熹《论语集注·公冶长》）

因此，人的本性，也是自然而然的。而人的行为，也只有遵循自然的原则，才合乎道或天理：

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，则其日用事物之间，莫不各有当行之路，是则所谓道也。（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）

经过程氏和朱熹，自然而然，这也成为宋代以后儒者们遵奉的基本原则。从王充开始的、儒者们长期为之努力的新的天人之际理论，成为宋明时期儒教教理的基石和出发点。

唐代后期儒者对正心诚意的重视，则成为宋代儒教新理论的核心。

为了使天理能够时时处处指导自己的行动，宋儒要求人们要把天理时刻“存”在心中。而要能把天理存于心中，就必须去掉人欲。为此，他们设计了种种修养的手段，主敬、静坐等，以求达到在未有言行之前，使自己的心中没有私欲只有天理，以便在发出言行时，能够完全符合天理。这一切，归根到底，是修养自己的心，是心灵的作业。他们把这样一种过程归结为“正心诚意”四个字，并以此作为他们学说的核心。

四 格物致知

把正心诚意归结为治学的核心，因为正心诚意是复性的前提。而正心诚意和复性，也是存天理、灭人欲的过程。而要能够存天理、灭人欲，首先要能够识别什么是天理，什么是人欲，于是，宋代儒者把格物致知提到了特别重要的地位。

《大学》原文讲了格物致知，但没有作出解释。朱熹认为这是重要遗漏，于是他把程颐的一段论述补上，认为那应是对格物致知的正确解释。这段话是：

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大学始教，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此谓物格，此谓知之至也。（朱熹《大学章句》）

这里所说的格物的物，不仅是自然物、自然事件，而且是社会事件，包括历史事件。所以，格也就是研究，不仅包括研究自然物和自然现象，也包括读书、听讲、研究社会、研究历史、研究人、研究人心，还包括反省自己的内心。在程、朱看来，通过这样的格，也就是这样的研究，就会明白为什么要行仁义礼智，什么是仁义礼智，怎样行仁义礼智。这样才能正确地闲邪存诚，存天理、灭人欲，正确地正心诚意，从而达到复性的目的。

《中国儒学史·明代卷》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汤一介 2011

至宋，理学兴起，一方面批评佛教，另一方面又吸收佛教。本来中国儒学是入世的“治国平天下”之道，而非如佛教的“出世”寻求“西方极乐世界”，两者很不相同，但理学不仅吸收了华严宗“理事无碍”、“事事无碍”的思想，而有“人人一太极，物物一太极”和“理一分殊”等思想，有助于程颐、朱熹传承先秦孔孟的“心性”学说，而建立了以“理”为本的形而上学。陆九渊、王阳明则更多地吸收禅宗的“明心见性”等思想，传承先秦儒家“尽心、知性、知天”的思想，而有“吾心便是宇宙”和“心外无物”等思想，建立了以“心”为体的形而上学。程朱的“性即理”和陆王的“心即理”虽理路不同，但都是要为“治国平天下”的理想找一形而上学的根据；这样就使宋明理学较之先秦儒学有了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。这一发展正是由于理学吸收、消化和融合了隋唐以来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而形成的。但是，从根本上说，理学仍然是先秦以来儒家“心性”学说的发展，佛教只是助因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化的“源”和“流”的关系。

王阳明（1472—1528）是明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，也是中国儒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。他的一生波澜壮阔，充满传奇色彩。王阳明字伯安，浙江余姚人。因结庐于越城外会稽山之阳明洞，自号阳明子，学者称阳明先生。少年时随父寓京师，尝至塞外，与胡儿逐骑射，继又学辞章、兵法。十八岁时因迎亲过广信，见吴与弼的弟子娄谅，与闻朱熹格物致知之学。于是遍读朱熹之书，并尝试去格竹子之理，但无所得。又出入于释老者有年。弘治十二年（1499）进士，授刑部主事。刘瑾逮南京科道官，阳明上疏救之，被廷杖四十，谪为贵州龙场驿驿丞。刘瑾伏诛，升庐陵知县。历任吏部员外郎、郎中、南京太仆寺少卿、鸿胪寺卿。正德十一年（1516），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，巡抚南赣、汀漳等处，平定南赣寇乱。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，奉敕勘处福建叛军，闻宁王朱宸濠反，合吉安、临江、袁州、赣州等地兵讨之，在鄱阳湖大败濠兵，生擒宸濠。以功升南京兵部尚书，封新建伯。嘉靖元年（1522）始，以父丧在家乡守制，讲学活动达到高潮。嘉靖六年（1527），奉命征剿广西思田之乱，以归师破八寨、断藤峡诸乱。次年病逝于江西南安。有《王文成公全书》三十八卷，现整理为《王阳明全集》。其中最重要的是《传习录》。

王阳明的思想，主要表现在心外无理、心外无物，知行合一，致良知，四句教几个命题中。

王阳明在确立以上以道德为统领，以知识为辅翼的基本思路以后，首先提出的命题就是心外无理，心外无物。心外无理的提出并非出自陆九渊，而是从朱熹的格物穷理入手，感到隔碍不通，经龙场的居夷处困，动心忍性而自证自悟得到的。阳明少年时格竹失败，已经萌生了对朱熹格物说的怀疑，龙场的艰难困苦，给他提供了根本转变的契机，使他对自己多年的孤苦探索进行了彻底反省。他后来对此总结说：“及在夷中三年，颇见得此中意思，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，其格物之功，只在己身心上做，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，便自有担当了。”龙场之悟，是他的心外无理说建立的机缘。心外无理是说，一切道理的成立都以心为根据，心中本有理，外在事物的理和心中本有的理是同一的，也可以说，外在事物的理是心所赋予的。这一点取自孟子，其精义是，心不仅是灵明，更重要的是意志，在心的诸义蕴中，意志是最本质的，其他是从属的。心即理是王阳明的基本命题，是他以后诸命题的基础。也是他与其他学派的分判标准。

知行合一王阳明提出甚早。在龙场，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时，王阳明就讲过知行合一，但详细发挥是在升南京太仆寺少卿后便道归省，与徐爱在舟中论学之时。《传习录》载：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，与宗贤、惟贤往复辩论。未能决，以问于先生。先生曰：“试举看。”爱曰：“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，兄当弟者，却不能孝，不能弟，便是知与行分明两件。”先生曰：“此已被私欲割断，不是知行的本体了。未有知而不行者，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。圣贤教人知行，正是要复那本体，不是着你恁的便罢。故《大学》指个真知行与人看，说‘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’。见好色属知，好好色属行，已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，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。闻恶臭属知，恶恶臭属行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，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。就如称某人知孝，某人知弟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，行弟，方可称他知孝知弟。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，便可称为知孝知弟。又如知痛，必已自痛了方知痛；知寒，必已自寒了；知饥，必已自饥了。知行如何分得开？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了，不曾有私意隔断的。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，方可谓之知，不然只是未曾知。……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功夫。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若会得时，只说一个知，已自有行在；只说一个行，已自有知在。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，又说一个行者，只为世间有一种人，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，全不解思维省察，也只是个冥行妄作。所以必说个知，方才行得是。又有一种人，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，全不肯着实躬行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。所以必说一个行，方才知得真。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。若见得这个意时，即一言而足。”在这一长段话中，王阳明说出了他的知行合一的真意，以及持此说的苦心。

“良知”一词出自孟子。王阳明承孟子宗旨讲致良知之旨甚早，说：心自然会知，见父自然知孝，见兄自然知弟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，此便是良知，不假外求。若良知之发，更无私意障碍，即所谓“充其恻隐之心，而仁不可胜用矣”。然在常人，不能无私欲障碍，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，胜私复理。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，得以充塞流行，便是致其知。知致则意诚。此段话为阳明早年弟子徐爱所录，说明阳明致良知思想的提出在他出仕初任事之时。但此时的致良知只是承领孟子，还没有晚年经过许多性命交关、生死搏斗的经历之后以致良知为一生学术总旨时那样意义包蕴广泛。

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总结一生学术宗旨而标举的四句话。这四句话是：“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”这四句话是对应《大学》心、意、知、物而提出的，包涵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观点。四句教是王门后学争论的主要之点，也是对明代中后期学界影响最大的问题。

其他资料

• 《中国儒学史》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8

• 《中国儒学史》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汤一介 2011

• 《中国儒教史》李申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